传统的体系思维和教义学研究面对财产纠纷的解决，遵循一种“事后研究”的方法：即依据既定的法律规范，归纳事实，进行司法三段论的推演。这种思维的逻辑起点在于自然法观念，其注重财产的初始权利配置，肯定财产权的“对物”性，保障财产的预期安全，以鼓励权利人对物的开发并促成法治秩序的稳定。然而发端于美国的法经济学，在财产纠纷的解决中则采取一种“事前研究”的方法，不再通过财产本身促进主体的创造性，而更多依赖交易挖掘资源的潜在效用。“事前研究”方法用经济学中的产权概念代替了传统法学中的财产权，消解了财产权的“对物”特征，使得传统上具有先后顺位的不同权利类型在其视野中无分强弱，权利顺位处在不断变动中，只能在具体的纠纷发生后，依据整体效率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确定。
法经济学依循上述思路和方法走进我国的财产法，带来的是现实应用中的理论困惑和社会偏差。在法经济学“事前研究”主导下，主体对财产的拥有仅仅在于将此财产配置给他能产生更大的效率，作为人们自然依靠的财产权变成了现代实证考量下的不确定玩物；同样，人们承担责任的根据，不再是自己行为对他人的损害，而仅在于他能否以更低的成本避免损失。在具体实践中，从义务人的角度，“事前研究”的精细化调整模式，若适用于有限的当事人，可以降低成本，但就整个社会而言，各种权益排他性的无序扩大，增加了众多潜在的义务人的信息负担成本，影响交易安全；从权利人的角度，“事前研究”导致财产权人需要不断关注其财产权的顺位变化，不断发问自己是否拥有财产权，整个社会缺乏基本的秩序，影响收益安全。
困惑与偏差背后，折射出的是“财产规则确立中的一般规律”：究竟采纳何种财产法调整模式，其不仅需要法经济学这样专业化的研究和逻辑的剖析，更为重要的，恐怕还要考量人类制度谱系中财产权“对物”理解背后的常识沉淀和所处发展阶段的时代要求——“时代正义的背书”。基于上述考虑，我国应当构建怎样的财产权规则体系呢？首先，立足独特历史和发展现状的要求。当下中国，近代、现代和后现代“同时”，权利的界限尚不明晰，仍处于需要建立秩序的阶段，作为法经济学前提的“自然而然”的财产权基线不存在，因此我们更需要通过确定的规则给人们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引。其次，尊重信息逻辑理性支撑的常识沉淀。传统“对物”财产权常识背后沉淀的恰是现代信息经济学的逻辑支撑，即权利的分配取决于交易成本的界限。从社会整体来看，“对物”财产权相较于“事前研究”方法下的财产权，恰恰显示出信息成本上的总体优势。最后，在“对物”财产权的基础上保持充分的开放性。我们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，我们尚未解决秩序问题，又面临“福利最大化”问题。这就要求我们的财产权规则在普遍推进传统“对物”财产权的同时，类型化地引入其他因素，通过对特定情形中的权利的变动比较，给予某些“新财产”以合理的对世性保护，以促进个案的效率。
从时代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，传统“对物”财产权与“事前研究”方法下的财产权的差异不在于“谁是谁非”，而是取决于时代的要求。在我国从无到有的财产法制建设中，更应着眼于历史与现实，考虑社会实际，努力探寻能够为我国民众普遍接受的价值共识，选择最有利于我国社会发展的规则设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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